2012年7月17日 星期二

尋找蘇珊·桑塔格


13歲那年,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立下一條「規矩」:「不做白日夢。」
對大多作家而言,悠閒的沉思都屬於工作的一部分,但在桑塔格看來,無異於浪費時間,會對她的情緒穩定產生威脅。「做一個睿智的人,對我而言,並不是做事情做得『更好』的問題,」她在1973年的日記中吐露心聲:「那是我唯一的存在方式。如果我不能做到睿智,我會就徘徊在緊張症的邊緣。」

《因意識羈於肉身:1963-1981》(As​​ Consciousness Is Harnessed to Flesh)一書的讀者,也許希望刪除「緊張症」,添上「自戀」、「自虐」或「自憐」。每當桑塔格停止思考,這些有害的情緒就跑來佔據她。「自憐和自輕正在耗盡我的心力,」她在38歲生日那天(1971年1月6日)寫道,精煉地描述了屢屢反復的多愁善感。只有很少的時候,她會走神到近乎分心渙散的狀態,確切地說,雖不夠到做白日夢的程度,卻也不能專注於手邊事:
「我今天無法對有關喬‧謝肯(Joe Chaikin)的消息做出回應。結束六個月的康復期後,不久他將接受一次非常危險的心臟手術。我失去了感知能力,無法集中精神,即便在他講話過程中……。我開始焦慮、沮喪、慌張。可不是為了他。是為我自己:我在哪兒?我為什麼感覺不到自己?」
《因意識羈於肉身》是計劃中桑塔格日記三卷本的第二卷,由她的兒子大衛·里夫(David Rieff)編輯。第一卷《重生》(Reborn ,2008年)從1947年、桑塔格14歲時開始,止於1963年,當年她的首部小說《恩主》(The Benefactor)出版。到1964年5月,她打開了一本新的日記本。當時,她正在成長為一名對事實和虛構同時駕輕就熟的作者。桑塔格與其他兩面手想比,比如諾曼·梅勒( Norman Mailer)、瓊·迪迪安(Joan Didion)、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和戈爾·維達爾(Gore Vidal),正是她把對理智主義的崇拜本身視為目標。
她第一本非虛構類作品《反對闡釋》(Against Interpretation,1966年)裡的評論文章,完全沒有「反對」之意:渴望理解和分類的衝動浸淫其中,針對的不僅是她自己,而且還包括其他人的見解。那本書展現了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廣泛閱讀面,其中部分文章,像評論加繆和納塔麗·薩洛特的幾篇,值得一讀再讀;可當中也有不少陳腐的觀點。「就薩特所知,一切思想具有普遍性。」是嗎?薩特知道嗎?改成「就薩特所知,一切思想具有特殊性」,同樣說得通。
1963年,在寫作《薩特的<聖熱內>》(Sartre's “Saint Genet”)一文的同年,30歲的桑塔格在日記中吐露:「愛是最高形式的珍視、偏幸。可這不是存在的狀態。」首選的存在狀態是「成為有識之士」。低落的心情瀰漫在《因意識羈於肉身》的紙面上,她最低落的時候,大概是當她懷疑自己「正變得和其他人一樣蠢」的時候。1968年8月,在把日記荒廢了一段時間後,一絲「微小的想法」將她喚醒,帶來轉瞬即逝的快樂。「於是,我故意大聲說出:『哦,真想不到。有主意了!』……在這間除了我沒有別人的房,我發出的嗓音令自己沮喪萬分。」
絕望之情部分源於她沒有一個女性朋友。日記中有大量關於和戀人發生衝突的內容,不過大部分並不僅限於同性戀人,多數措辭體現桑塔格獨特的自我分析風格:「戴安娜‧凱梅尼(Diana Kemeny),沒有負向的情感轉移;不允許生氣、流淚;我的同謀;請告訴我具體的細節。」愛情一而再、再而三地令她消沉。這些日記最辛酸的地方在於,它證明了作者努力想用心感受、卻無奈承認無能為力。愛情變幻無常,唯有思想恆久不變(或看似如此:桑塔格既以堅定的信念、又以放棄自己的主張而聞名。)
開列清單帶來了些許慰藉。日記中充斥著詞彙表、欲購的書目清單、要看的電影清單、摘錄的引文、要做的事。這些記事本一經出版,將成為學者重要的研究工具,而普通讀者,必須在蕪雜的思想碎片中披荊斬棘。以下是1964年典型一天裡的七條筆記:
「找到1956年《聽眾》(The Listener)雜誌上夏皮羅(Schapiro)論現代藝術的文章」
「沃霍爾(Schapiro)的觀點:單一圖像(無變化);客觀不帶感情」
「『是什麼?』先於『有沒有用?』」
「安德烈·布勒東(André Breton),自由的行家」
「杜尚(duchamp)」
「麥耶爾·夏皮羅(Meyer Schapiro)」
「《抽象藝術的本質》(The Nature of Abstract Art),《馬克思主義季刊》(Marxist Quarterly)第一冊第一期(1937年)戴爾莫·施瓦茨(Delmore Schwartz)的回應,夏皮羅對此的答复,同前書,第一冊第二期(1937年4月—6月)」
日記中尖銳地論述了美國和歐洲的差別。比如精神分析在美國紮根的現象,「這不曾發生在歐洲任何地方,因為精神分析支持的是『追求幸福』的可行性。」經過一次橫渡大西洋之旅,返回家後,她寫道,「我從放逐(歐洲)變成放逐(美國)。」當她調侃瑪麗·麥卡錫(Mary McCarthy )「能夠憑微笑做成任何事;她甚至能夠憑微笑而微笑」時,強調的是這類時刻在自己身上的相對缺失。
里夫的編選一方面小心謹慎,另一方面插手太多。例如,1968年8月和9月,桑塔格給「斯德哥爾摩」條目下的每篇日記標註了日期。當時,她是在那兒製作以瑞典為背景、1969年發行的電影《食人族二重奏》(Duet for Cannibals)嗎?我們無從得知。有關該片及之後的《卡爾兄弟》(Brother Carl,1971年),桑塔格在日記裡幾乎隻字未提——無論選角、拍攝(她自編自導了這兩部影片),還是和演員的關係——正如她不常記述圍繞自己著作出版而發生的事一樣。這點無法彌補,但在整理日記的過程中,編者本盡可以根據已有的創作,提供某些上下文基礎。
桑塔格告訴我們,《卡爾兄弟》遭到「一片惡評」,僅此而已。與此同時,由於決定不加腳註,里夫把他認為有用的信息填塞在方括號內。目的是有助於深入思考的連貫性,但效果適得其反。一篇頗具代表性的備忘錄,旨在提醒自己要再聽一遍的若干作曲家,最後成了這副模樣:「重聽:亨利‧普賽爾(Henry Purcell)、讓—菲利普‧拉莫( Jean-Philippe Rameau)、路德維希·範‧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的第五交響曲、《海》、弗里德里克‧蕭邦(Frédéric Chopin)、後期的弗朗茨‧李斯特(Franz Liszt)、弗朗茨‧舒伯特(Franz Schubert)的第八交響曲。」
里夫寫道,桑塔格在臨終的床上「只提起兩個人」,她的母親和俄國流亡詩人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米爾德麗德·桑塔格(Joseph Brodsky)是《重生》裡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和此時一樣,她通常在痛苦的反思中佔有一席之​​地。相反,布羅茨基是快樂的源泉,里夫說,桑塔格與他建立的,「也許是終其一生……同輩間唯一飽含深情的關係。」布羅茨基瀟灑風光地走完命運給他的最後歲月,播撒智慧的火花和屬於他自己的信條。「約瑟夫:『審查制度對作者是好事……那增強了語言的隱喻力量。』」他的影響和感染,無疑促使桑塔格為自己在兩人相識前、同情判處布羅茨基流放極地多年的那個體製而感到羞愧。里夫寫道:“她的確開始後悔……相信共產主義會帶來解放的可能。”
桑塔格曾寫了一篇論凱撒·帕韋澤(Cesare Pavese)的記事本的文章,後收入《反對闡釋》一書,她提出:「我們為什麼要閱讀作者的日記?因為日記闡明了他的書嗎?通常不是。」更確切地說,日記的趣味在於接觸「第一手的作者……作家作品中自我面具背後的那個自我。」到那時,1962年,桑塔格已堅持寫了15年日記,追索面具背後的自我,偶爾得窺,見到的卻鮮有自己喜歡的樣子。
本文最初發表於2012年6月24日。James Campbell是《泰晤士報文學評論副刊》的編輯。他出版的作品包括詹姆斯·鮑德溫的傳記《門口的談話》( Talking at the Gates),以及散文集《切分音》( Syncopations)
翻譯:L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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