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19日 星期六

國際筆會懷念副會長、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納丁.戈迪默()
[日期:2014-07-18]
來源:國際筆會 作者:國際筆會
http://canyu.org/upload/2014_07/14071820239298.jpg
1923-2014
國際筆會對本會副會長、南非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納丁戈迪默去世深感悲痛。她不但深受筆會上下愛戴,而且作為作家和活動家在全世界廣受敬佩。
國際筆會會長約翰拉爾森頓索羅指出,她是一位具有巨大勇氣的偉大作家,納丁戈迪默是最好闡釋筆會宗旨的當代作家之一,集創造力、道德感和敢於對抗種族主義與集權主義的勇氣於一身
關於納丁戈迪默
派爾威斯特拜瑞(納丁戈迪默半個多世紀的親密朋友,瑞典文學院諾貝爾委員會委員,國際筆會前會長)
納丁戈迪默作品的重大主題,就是愛和政治。無論在最為隱私還是最為公開的關係後面,都有著同樣的尋索,尋找一個身份的認同,一個自我的認同,尋找一個歸屬和存在的希望。對於戈迪默來說,長篇和短篇小說都成了她切剖社會的工具。這個社會恬然反對監督、躲縮在審查與虛偽之中、拒絕承認未被公開的歷史,進而編造出一套謊言的語法;在這個社會裡,資本主義、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被視為一路貨色,都是對普通大眾竭盡猛攻。
她把支持給予了一個又一個作家……她對鬥爭如此投入,令人不禁想問:她是如何能夠一如既往地在她的小說中以如此敏銳的眼光觀察社會……她幾十年忍受著毫無指望的日子,許多人紛紛移居海外,但是她拒絕出國;她的丈夫雷諾德凱西雷是從納粹德國逃出的難民,二戰期間曾在英國服役。她的女兒定居法國,兒子定居紐約;但是她堅守南非,為黑人的解放抗爭,這既是為了她自己和被禁聲的南非黑人作家擁有創作的自由,也是為了那些她為之發聲的民眾。
作家的任務,就在於換位經驗,進入他人的生命存在之中,無論他們是白人還是黑人,是男人還是女人,並有效地使用既融入又旁觀的張力作用。戈迪默有著噴薄的能量和驚人的技巧,她能夠洞察他人的身心,無論他們是罪犯還是聖徒,是男人還是女人,是黑人還是白人。當被問及種族隔離制度結束以後寫什麼時,她回答說:種族隔離制度結束,生活沒有隨之結束,新的生活開始了。諾貝爾文學獎授予納丁戈迪默,將尋索獲獎人的燈光聚焦在一個經歷著從種族壓迫向混亂民主痛苦過度的國家……她的作品反映了南非經歷的精神震動,從被動盲目變為抵抗鬥爭走過的道路,反映了友誼被禁止、靈魂遭審查和交往只能在地下偷偷進行。
由於納丁和雷諾德的好客,因著我們55年的友誼,我住在她家很久,住在那幢建於1910年左右的老屋,比住在其他任何人家裡都要久。那老屋幾乎從未改變,我對它的每一個角落瞭若指掌,熟悉她藏書的地方,熟悉她和雷諾德經年收藏的油畫和非洲工藝品,熟悉屋裡的各種氣味,熟悉那通向廚房和花園的路。那老屋,就像我兒時過暑假的地方。我第一次去之前剛剛栽種的樹,現在已經長得很大了……
納丁戈迪默的作品深入探及了南非半個世紀心理和社會大事,她既是檔案員,又是燈塔守望者。以她畢生的經歷,使燈光照亮了原本深陷黑暗的地方,幫助我們駛向一個不同的南非,那個南非遠沒有在地理或政治上被隔絕,呈現著與其它地方同樣美麗的風景。
納丁戈迪默:道德羅盤指引到底的作家
瑪姬奧福德,南非筆會會長
[......] 在她的生死之間,有著種族隔離制度的建立與消亡,那是南非歷史上最殘酷最沒有人性的時期。她獨特的聲音,既熱情奔放又犀利辛辣,是終身遭受不平等與隔離為基礎政治與經濟體制侵蝕的產物。成為作家,就是要進入公共生活之中,便是她的準則,她作為作家和活動家的一生對此作了最好的證明。戈迪默認為,生活道德與寫作美學之間不存在界線,這就是為什麼種族隔離制度審查委員會查禁了她幾部小說。

她曾經告訴一位元記者:我對人性情境之中的人類感興趣。但是在種族隔離制度之下,很少有人性的空間。即使是最私密的領域,如身與心,如性與愛,如友誼給予的日常歡欣,都逃脫不了種族主義立法無處不在的淫威。在她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重要長篇小說《七月的人民》、《伯格的女兒》和《大自然運動》中,她探討了南非人內在和人與人之間的私密空間,用精湛的筆法描繪了種族隔離制度造成的人際關係扭曲,以及由此造成的傷害……

2014年7月11日 星期五

712 與詩人貝嶺對談在土星的光環下:蘇珊‧桑塔格紀念文選》簽書會

 蘇珊桑塔格的生卒日都在同一星座下。在古代星象學中,土星代表時間和命運之神,以其沈重而緩慢的運轉向這一星座的人索求毅力與堅忍,以攀登上生命的高峰。它因此被視為時間的雕刻者,也是魔羯座的主導星。

  一代文學暨思想巨擘蘇珊桑塔格的殞落,一度黯淡了國際文壇的星空。曾於2000年夏天被桑塔格全力營救出獄的流亡文人貝嶺,基於知遇、教誨、救難之恩,編選了這本包括魯西迪、桑塔格之子大衛瑞夫等二十三位文壇人士以不同面向書寫蘇珊桑塔格的紀念文選。
 
  本活動將以《在土星的光環下:桑塔格紀念文選》此書作為分享主題,並自書中內容鋪展貝嶺那些年與蘇珊往來的故事。

時間:7/12()19:00-21:30
地點:艸田 空間(台中市北區育德路1316)
簽書會費用:500
(
含已絕版紀念文選/攝影集、飲品一份,書籍定價480)
如欲先行訂購書籍及洽詢簽書會相關資訊,歡迎來訊。

誠品書籍簡介: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31721697861
貝嶺讀《策蘭詩選》:
http://www.epochtimes.com/b5/9/2/13/n2428871.htm
貝嶺致川斯楚馬,作品《秋天的詩句》:
http://blog.yam.com/gracecss/article/43316691

簡介
貝嶺,中國詩人,作家、編輯及出版工作者。作品已有多國語言譯本。1959年生於上海,六歲移居北京,曾下鄉務農及做工。讀大學期間開始参與北京的地下文學及地下文化活動,後成為1980年代北京地下文學及地下文化活動的主要組織者。曾在學校、報紙、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亦曾在深圳大學任教。1988年底赴美國文學訪問,1989年因『六四』滯留美國,1993年起再返中國,數年後在北京定居。20008月,因在北京印刷出版傾向雜誌第13期,被控以『非法出版發行境外文學刊物罪』,在北京入獄,後獲釋,遣送美國,流亡。近十多年來,曾先後在德國、捷克、法國、西班牙、台灣、香港等地旅居,現為美國加州大學國際寫作與翻譯中心(在加州大學歐文分校)理事會理事。

作品
《主題與變奏》,貝嶺,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
《政治,再見》,Havel Vaclav,貝嶺,左岸文化:傾向出版社出版,2003
《先知與賣文人:哈維爾評論集》,貝嶺,傾向出版社,2004
《在土星的光環下:蘇珊桑塔格紀念文選》,貝嶺,傾向出版社,2007

經歷
獨立中文作家筆會(國際筆會分會)會長(2013
傾向出版社創辦人(2003
傾向文學人文雜誌創辦人(1993-2000
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1993-1997
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任教(1994-1995

曾獲
紐約公共圖書館學者作家中心(2002-2003)駐館作家
美國赫曼/漢默特獎(Hellman/Hammett Award) (19952001)
美國西部筆會中心寫作自由獎(2000
德國柏林文化基金會(Kunstlerhaus Schloss Wiepersdorf)駐地作家(1998
德國國家交換學人(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 FellowshipDAAD)(1997)
美國布朗大學駐校作家(1990-1993
週五711新手書店深夜講堂,來分享的是詩人貝嶺,他生於上海,長於北京,為美籍華裔詩人。2000年因在北京印行《傾向》文學人文雜誌第十三期後被「遣送出境」,開始其流亡作家生涯。

曾獲選紐約公共圖書館學者和作家中心駐館作家、德國柏林文化基金會駐地作家、德國國家交換學人、創辦流亡的傾向雜誌及傾向出版社,亦為獨立中文作家筆會創會人。其中文及英譯的詩歌、文章、論文、書評和訪談近年來散見於國際重要報章雜誌。

雜工店長很期待他的到來,能說什麼主題,我想都是非常有意義的,若要問他寫詩為何?想必也是充滿值得深究之議題。

週五(7/11)晚上9點的深夜講堂,貝嶺老師會談他的創作與生命意義,歡迎來書店相見,不見不散!


2014年7月10日 星期四

1989之後的中國文學】
講題:1989 之後的中國文學
時間:710日(四)19:00~21:00
地點:紫藤廬(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16 1號)
講者:貝嶺(詩人、編輯和出版人)、林培瑞(美國知名漢學家)

報名方式 :名額有限,請洽02-2363737502-23639459

適逢「六四」民運25週年,無論台灣近期的學運、香港的七一遊行與和平佔中,看似趨向更民主開放的中國,其實走過一段因血腥鎮壓而噤若寒蟬的時代,拜無懼的現代文學所賜,事實並不因時間流逝而隱匿,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了,是時候重新審視這些文學作品。
本講座邀請詩人貝嶺及知名漢學家林培瑞,共同從文明及世界文學的視野去探討自1989年「六四」之後的當代作家,對於歷史那一重要時刻、那個時代及隨之而來的社會變化如何於文字中呈現及見證。



講者貝嶺

美籍華裔詩人,生於上海,長於北京,1993在波士頓創辦《傾向》雜誌2000年被控「非法印刷出版」罪,因國際文學界呼籲營救而遣送美國曾獲選為紐約公共圖書館首位華裔駐館作家及台北市駐市作家, 近年來長居台北,2003年創立傾向出版社,引介自由文學與思想現任獨立中文筆會(ICPC)會長。


講者林培瑞(Perry Link
美國知名漢學家,哈佛大學哲學博士1970年代乒乓外交時期曾任中文翻譯1988年至1989年,擔任美國科學院中國辦事處主任,曾親自把方勵之夫婦送到美國大使館避難1996年,被列入中國拒絕入境黑名單。為《中國六四真相》的英文編輯之一,2009年把《零八憲章》譯成英文,於西方媒體刊登,同時亦為《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s of Book)專欄作家。


2012年8月2日 星期四

《傾向》的挑戰

《傾向》的挑戰 ( 答問錄)——答《傾向》編輯四問

◎   楊小濱 


1. 1993-2000 年期間,您作為《傾向》的重要編輯,你有哪些最難忘記的回憶與感受,以及可以傳授的經驗?

我是在《傾向》創刊號出版後加入的。貝嶺希望我協助支持,我樂意地同意了。沒過幾天,我正在朦朧詩人江河在紐約的家裡看他的天竺鼠,當時《傾向》的副主編石濤打來電話,似乎說是已經把貝嶺廢黜了,《傾向》現在已經歸他管了,希望我跟江河幫他寫稿等等。我一時覺得有一種篡黨奪權的奇怪感覺,就哼哼哈哈地應付糊弄了幾句,對新的權力中心報以比較冷漠的態度。再說我一向秉持仗義,不願成為牆頭草。後來聽說貝嶺和石濤打起來了,又聽說貝嶺班師回朝把石濤廢了。《傾向》歷史的開端有點像宮廷史或共黨史(這跟八十年代萬夏等人篡奪詩歌協會領導權的故事有點接近,但結果不同)。總之,後來我就稀里糊塗地開始圍繞在以貝嶺同志為核心的《傾向》編委會周圍奮鬥了。大概是因為原來的副手跟林彪一樣地娘要嫁人去了,頗有要我補缺的感覺;不過我對副手的頭銜興趣不大,跟貝嶺協議安了個「特約策劃」的名號。還有一件有關的事情是,我九十年代中期回上海的時候,那時候還有淮海路上的老家可以住,突然有一天來了一個戶籍警,讓我跟他到派出所去一趟。我以為是我沒報臨時戶口被抓到了,不料說是有市公安局的人找我。他們很客氣,起先問我學習的情況,慢慢把話題轉到國外留學生辦的刊物,「……比如《傾向》啊,經常跟祖國匯報匯報,」他們提醒我。我覺得把《傾向》叫做留學生刊物有點可笑,不過用意是顯見的。我說是啊是啊,我也常看,有誰誰誰的文章,把能記起來的目錄內容背誦了一遍。他們還打算改日請我吃飯,我說我後天就上飛機回美國了,實在沒時間,就推拖掉了。這個,大概比起貝嶺經歷的險情,實在是算不了什麼。當然,最險的要算是貝嶺被抓那年的經歷了。記得那年暑假,我們先是開了一個會,召集了在北京的一堆主要是七零後詩人作家(有馬驊、姜濤、蔣浩、康赫、陳均、中島等)在北大東門附近的今天酒吧(貝嶺把《傾向》的編輯會議選在今天酒吧,是否帶有某種弦外之音?)。在此期間我還陪貝嶺去了東城一個遙遠的印刷廠看那一期的菲林,地下工作真的非常辛苦。我離開北京回美國之前隔一天的晚上,本來是第二天有個新出刊的發布會,黃峰突然打電話來問貝嶺的下落,說聯繫不到貝嶺,他的直覺是出事了。果然,隨後傳來的消息是被抓了。朋友們忙著轉移雜誌,又投入了新一波地下活動。我上飛機的那天,在飛機上坐了三個小時沒起飛,最後通知說是機械故障,全體下機,安排住一晚第二天再飛。我心裡暗自忐忑,猜想一定是為了讓我重新入境以便一網打盡。還好重入境之後被安排到了麗都大酒店入住,再把前些天一起開會的兩個朋友叫來吃了一頓免費的奢靡晚餐,心裡不免愈發同情獄中的貝嶺。但參加地下工作的惶恐和趣味始終縈繞,成為《傾向》經歷中富於戲劇性的種種插曲。《傾向》的歷史中另外兩件比較重要的事情是1996年的布朗會議和1997年與蘇珊·桑塔格的訪談。1996年在布朗大學召開的「寫作自由國際作家會議」是全球性的,但有一個中文組,是由《傾向》組織策劃的,主要邀請的是海外和台灣的作家和學者,包括不少流亡的異議作家,大陸特意來參加的有芒克、唐曉渡和王家新,是《傾向》邀請的,之後還舉行了「中文作家長桌討論會」。有點像國內外反動作家大集結。跟蘇珊·桑塔格的那次訪談已經流傳很廣了,比較有意思的大概是我試圖在問題中夾帶一些有點刺激桑塔格的內容,從而促使她能夠暢所欲言,所以就提了波德里亞對她的批評。開始貝嶺還有點擔心。果然桑塔格很激動地反駁了,效果還不錯。貝嶺在信中總是簡稱Susan Sontag為SS(國家社會主義?),看得我很不舒服。我至今還保留了許多《傾向》編輯事務上的通信。那時我們主要的通訊方式是傳真,也有少量手寫的信件。很可惜,傳真的字跡消褪得很厲害,現在大多已經不容易辨認。但還是有不少文字引起了回憶,陳東東、臧棣和唐曉渡的筆跡尤其熟悉,不看署名就能認出。比如當時貝嶺、孟浪和我的三方傳真往往是互相提意見,兩個人之間的傳真也往往會傳一份副本給另一人。有幾次都是對各自寫的各期「編者的話」的批評,如貝嶺直接批評孟浪寫的是「粗淺的……老生常談」,我說貝嶺寫的是「官樣文章意義不大」,貝嶺也有次批評我寫的「姿態太高……太誇張……缺乏張力」。有一次比較激烈的衝突似乎是由我而起,發生在美國方面的編輯(主要是我和貝嶺,也牽連到孟浪)與中國方面的編輯(黃燦然,也涉及到陳東東)之間,但誤會的成分居多(當時通訊不便造成的後果)。事情的起因是我在孫文波和臧棣的文稿上寫了一些自己的意見。貝嶺的習慣是把別人給他的通信內容傳真轉發給每一個編輯,卻不加任何說明。黃燦然認為是我要求作者修改,其實我只是給貝嶺看的個人隨感,絕非以編輯身份給作者的修改意見。孫文波那一篇,我的意見所涉及的只是文章所評的王家新詩歌(對詩中“大詞”的疑慮),而不是孫文波的文章(王家新的詩,怎麼改?)。文章大概是黃燦然約來或組來的,他非常生氣,把我們稱作「三人幫」,「三人審查組」,「進行法西斯審查」,「對你(你們)的武斷和專橫感到震驚」。貝嶺和我都感到非常委屈。黃燦然後來對激烈言辭表示了歉意,但保留指責,並引用了陳東東的說法:「楊小濱的『批示』給人一種假洋鬼子居高臨下的霸道印象」。其實,那隻是我給貝嶺看的意見,根本沒打算給作者看,哪會考慮什麼語氣。好在我跟陳東東的友誼好像從來沒有受到影響。其實如果不是又看到這些文字,我已經忘了這件事。回過頭來看,「黨內鬥爭」如此激烈,從來沒有一團和氣的情況,卻也從來沒有傷過感情。黃燦然對編輯事務的嚴肅,也體現在他接受擔任詩歌編輯的信中。他跟貝嶺說:「你可以推薦任何詩人的作品,我亦會在我認可的水準範圍內盡量『寬容』」,包括我們這些編輯的詩稿,「我也會按照我的標準來審閱」 。 

2 .您對再復刊《傾向》的晚輩(經驗傳承),有甚麼建議?

踏著我們的屍骨奮勇前進吧!

3. 您的近況(2001年迄今的個人經歷)與近期的創作,有甚麼特別要說明的?
就經歷而言,從美國移居到台灣,在中研院任職,當然是重大的改變。能夠使我從兩岸的廣闊視野去發現漢語文化的某些過去未曾關注的方面。此外,2001年以來的寫作,也的確有一些美學上的轉化。主要的原因當然是中國當代社會形態的變化,我們所面對的已經不只是純粹的壓迫,我們所面臨的問題也不僅是專制,或者說,本土的政治體制糅合了全球的商業體制,使得寫作的對像變得更加複雜,更加多重。一種文化挑戰如何能夠成為非簡單對抗的,甚至是自我質疑的,或許是我自己近年來試圖探索的方向。因此我近年來對於喜劇的偏愛是顯見的,世界和自身的各種錯亂和荒謬可能是最令人驚嘆的。

4. 對《傾向》2009年復刊及未來刊物的期許和建議。 
我想《傾向》有其固有的傾向,在我的理解下,包括文化批判的鋒芒和非主流美學的追求,都十分值得保持。因此,我並不主張調整《傾向》的傾向,而是更加深入地使原有的方向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和延伸,更加開拓原有方向的疆域。


原文出處:http://www.penchinese.com/zyxz/83/083a3.htm